象每个清晨一样,手机就摆放在我的床边。它先以一种缓慢而渐入高潮式的闹铃催醒我,经过10秒钟的短暂懵懂抗拒后,我下意识地抓过手机,然后,我点开了微博,还有微信。这一切在我尚不清醒的状态下发生,就像。。。强迫症。
微博大概已经用了几年,微信大概一年多以前有了个帐号,不过很长时间内形同虚设。作为一个对任何新兴科技都后知后觉的人来说,只因为当时帮我装微信的朋友对我说:以后你发信息就不用钱了!这位朋友当时对微信的理解现在看起来也处于表层。后来事实证明,在我不吐不快,只期待发条短信就像吐口水一样方便的时候,微信至少还需要网络不是吗?这个时候我才无暇考虑短信收不收钱?一毛一条?可以忽略不记!
不过显然区别并不在于此。在我某天因为飞机无限期误点,开始百无聊赖摆弄手机时,惊奇地发现,逐渐从微博上消失的朋友在微信圈里正以每隔几分钟的速度在分享信息。我甚至险恶地发现了几位朋友正以“微信控”的状态在微信里展示出其与日常面目八杆子打不到一起的“社交形象”。话说我后来问朋友,他们称之为“转移阵地”。而另外一位朋友宣称“微信上人越来与人多,我有点恐慌呢。原来只是几个密友,现在越来越多的商务朋友了”。
从msn到qq到博客,从微博到微信,这个世界在几年之中仿佛让我们都掉进了一个怪圈:新的社交媒体象新的玩具一样吸引着一批批人前仆后继,这个玩具由先锋至普世,人多则愈发喧嚣,或扑天盖地的“噪声”避之不及,或如沧海一粟般独自“发声”无人应和。而玩具推陈出新,于是或厌倦或逐渐抽离,转战新的社交工具,再进入下一轮循环。
然而,孤独感却与日剧增:甫一醒来、入睡之前,我们无视于初升第一抹阳光的灿烂与入眠前消逝的最后一抹光线的色彩,我们却与手机为伍,时刻活在网络的喧嚣中。每隔几分钟就要看一眼手机,不断刷新微博看好友在干些什么,分享的信息没有被立刻回复就感到沮丧不安……那些飘在风中的代码左右了我们的情绪。饭桌上,每个人都低头玩手机或平板电脑,端上来到第一道菜不是用来品尝的,是用来拍照的。宁愿在微博或微信上彼此@或评论,也不愿在现实中多聊几句。哪怕坐在马桶上,我们也从未忘记去窥探别人或者分享自己的生活。本应便利我们生活的科技却成了终极时间杀手:太多的时间赋予了虚拟空间,而我们日益孤独与抑郁。
麻省理工学院教授Sherry Turkle在新书《Alone Together》(集体孤独)中写道,现在大多数人会做的事情,过去可能会被认定是病态行为(pathological behaviour),社交媒体营造了人际更好的沟通,其实这是错觉,实际上却让人们更加孤立,例如,她在一场丧礼进行中,竟看到有人盯着iPhone。
Sherry Turkle对400多名被调查者做了访谈,结论是一个表演性文化正在形成,其中叙述性和分析性的自思越来越少见。这被界定为人所有的时刻都是身在“前台”,甚至于“你的心理状态也是一种表演”。内在的自我在丧失独处能力以后倾向于彻底消失,剩下的只有不同的外在的自我彼此来来去去反弹后虚无缥缈的回声。在一个新的层面上,Sherry Turkle给现代人重新贴上了“孤独大众”的标签。
这种“表演性文化”催生了诸如美化拍照或美图秀秀类工具,目的是把平淡无奇的生活美化成传奇,晒出来让围观的人感到羡慕。Sherry Turkle将这种炫耀称为“演示焦虑”。
看起来美轮美奂的自拍照或生活照之下有可能隐藏的是 “焦虑”,你所观看的每一个人都把暗面转到后头,只给你看最精彩和美好的亮面。尤其是女性,展示与比较是她们最为看重的,包括可能令人羡慕的细节,也包括各种阅历和见识。而生活层面流于平淡的人群,往往更倾向于在社交工具上展现精彩的人生,这就像一个真正具有精彩人生的人,通常展示的只是无关痛痒的信息,对于他精彩的过程,他可能至死也不会说出一个字。而花在观看别人晒幸福上的时间越多,你就越沮丧。
“人们为查看曾经的好友、配偶、同事的信息支付了心理代价,他们不该再关注这些,这有害情绪健康。”Sherry Turkle说。
这种行为也令信息的原创价值沦丧贻尽。传统媒体中,一对一的信息发布角色是可以预期的,无论看一份报纸还是写一封信,角色是清晰的,受众是固定的。而当下的社交媒体,由于信息呈发散状以及受众的面目模糊,这种预期和角色清晰感早已消失,就像在在网络交流工具诞生不久,人们质疑:你不知道是不是一只狗在和你说话。现在你搞不清你分享的信息谁在看?而看到这条信息的人也不清楚:你是在和谁说?
所以,微博有大号与小号也就不难理解了:只有在封闭的圈子里才有可能发布真实或至少真诚的信息;开放的圈子由于受众面目不清以及不可控,要么做公知,要么做心灵鸡汤导师。即时或夺人眼球的信息被反复复制,海样泛滥的垃圾信息里,闪烁思想光芒的内容却渐行渐远。
写到这里,我又下意识地拿起了手机,刷屏后微博微信里又更新了N条“我在哪里,我在干嘛”。有谁知道,此刻,我们的心里有多孤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