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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文摘自《走下圣坛的周恩来》）

       周恩来信奉并遵循“人靠衣装马靠鞍”的东方文明。

       人靠衣装，周恩来必然要有各种“讲究”。我替他总结了4条：讲究选料，讲究款式，讲究穿衣保密性，讲究作衣的时机和理由。
首先谈谈在作衣置装的选料上有什么讲究？

        一进城，周恩来就跟我谈话：“进城了，以后你就不要叫副官了，当行政秘书吧。”当时也没什么正式命令，总理谈了话，就从上到下都改称我何秘书，并负责总理的生活。

         谈话后，总理交给我一项工作：“我参加活动多，仪容是否整洁，国内国外都注意；给你们提个要求，我的衣服一定要能表现出中国人的脸孔。”那时，北京裁缝手 艺最好的大约就是“红都”了。五六十年代，只有外国使馆和中国高级官员才能在那里做衣服，用现在话讲，是中央首长做衣的“指定厂家”。

        我陪总理来到“红都”，有关服务人员迎来，见到总理的激动喜悦自不必说，他们都知道总理的衣装关系中国人的形象，将各种高级衣料向总理介绍：“为满足出国 人员需要，我们进口了一些英国呢料和澳大利亚毛料；各型各色比较齐全……”总理摇摇头：“不要进口的，要国产的。”服务员马上理解，向总理详细介绍国产衣 料。总理向我们交待：“今后我做衣，无论毛料布料，必须用国产的。”总理仔细选择了衣料。他对衣料和颜色大致是这样选择的：首先选了上海产的法蓝绒，又选 了青色粗呢毛料各做一身中山服。刚进城主要就是这件青色粗呢毛料中山服当“礼服”，接见外宾和参加重要活动都是穿这件衣服。接着又选了蓝昧叽布做一套夹 衣；又选了普通的斜纹布、平纹布作夏装。记得平纹布是灰色的，总理喜欢浅灰色，也是做成中山装。做内衣都是选择普通白市布，他不大喜欢穿棉毛衫，棉毛裤， 都是用普通白布做成衬衣衬裤。

        以后再为总理做衣，就是由我带人选料了。按照他的习惯，无须再请他过目。比如有了国产毛的确良后，我们曾用这种料为他做夏装。我们还为总理做了两件大衣。一件是用灰色昧叽布做的夹大衣，春秋穿；一件是浅青色海军呢大衣，冬天穿。

        总理从不戴帽子，无须我们去挑选制作。

        总理喜欢穿普通单色的线袜子，有了尼龙袜子后，据说毛泽东不喜欢尼龙袜，仍然穿线袜子。总理接受了尼龙袜子，60年代开始穿尼龙袜。
        总理喜欢穿黑布鞋和黑皮鞋。他外出活动多，走路快，要求鞋尽量合脚。我曾陪他去东安市场买鞋，围观群众很多，事后公安部门很紧张，怕安全出问题。总理不以 为然，说：“那也得到群众中去嘛，进城了又不是进了禁闭室，那就危险了。”我插话：“人太多，影响秩序也是实情。以后还是我们给你买回来。”总理和我脚一 般大，身材也差不多，鞋可以互相换着穿，汗衫和大衣有时他也穿我的。那次在东安市场没买到合适的鞋，总理又到同春和鞋店去选了选，还是没合适的。虽然是晚 上，人仍然不少，认出了总理，围观造成混乱，怕影响营业秩序，总理就回来了。后来还是定做了一双皮鞋。并且特别关照：“要用国产牛皮。”

1958年7月1日的新民晚报:第三百货今晨顾客盈门争买首批“上海”牌手表

         总理佩戴的东西也都是国产货。小到手绢大到手表。

        刚进城时，实行供给制。我国还不能生产手表，中办为党和国家领导人从香港买来手表，每人一块，给总理的那块是瑞士产的劳莱司自动表。总理欣赏一番那块表， 发出一声感慨：“什么时候能让我戴上自己生产的手表呢？”上海首先使总理实现了愿望。记得总理听说上海生产出手表的消息后，无限欣喜，扬手遥指东南：“告 诉他们，我买一块。按市场价买。我给他们做广告！”那时人们对广告的认识同现在远不能比，若是人们有现在的头脑和意识，总理给上海表作广告的举动，不知将 被有头脑者做多少文章，产生多大的影响，带来多大的市场和效益呢。

       上海手表厂为总理精选了又精选，送来一块上海表，要了120元。后来市场价就是120元。周恩来以后参加各种活动，亮出手腕看表时，就为上海厂作了广告。随着上海手表厂的发展，后来又换了带日历的上海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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