原来这就是巴塞尔钟展。早上八点我刚把行李放进房间，就在酒店楼下的露天咖啡座上遭遇到好比香港旺角的景象。乌压压的人群从四面八方涌至马路对面的会展中心，有人拖着行李箱气急败坏地赶路，有人背着包一边急走，一边啜饮手里的咖啡;道旁侧停满大巴，犹在吐出更多的游客――当然，这不是一般的游客，只是我看到这么多黑头发，便下意识地把他们全当成了去香港自由行的观光游客了。

宝珀文化大使梁文道

        比起这些专业人士，其实我才是真正的观光客，而且还是个来得太晚的观光客；中国人早已成了每年巴塞尔表展的要角，人人见多识广，我只不是来凑凑热闹罢了。既是凑热闹，我还是别说太多表展内的门道，免得见笑。反正是目不暇给，五花八门，于是走上半圈也就累了。尽管我对腕表有兴趣，也喜欢好看的物事，但审美轰炸得如此密集，焉能不累？于是次日一早，便和宝珀诸友过河进城，观光心仪已久的景点，例如巴塞尔美术馆和巴塞尔大教堂。

        平常说起巴塞尔这座人口不过二十万的小城（但它在瑞士已算是第三大城），我们想到的就是两个展会，一是巴塞尔钟表暨珠宝展，另一个则是巴塞尔艺术展。大多数人至此，为的就是这两大展会。于是这两大展事期间，全城酒店自然爆满，人头涌涌。可是平日，这座城市也没闲过，因为它还肩负着扛起瑞士经济实力的重任。瑞士的第一大产业不是钟表，不是旅游，更加不是巧克力；而是医疗化工和精密仪器。巴塞尔正是瑞士医疗产业与精密工业的重锁许多全球龙头企业总部的所在（顺带一提，瑞表集团的其中一个总部也在巴塞尔）。我不愿说表展对它而言只不过是锦上添花，但在某个更深层因此也更说得清楚的面向上钟表确实是这座城市历史本性所结出来的花果。没有过去几百年的积累，就不会有后来的瑞士钟表，更不会有今天闻名国际的巴塞尔钟表。

        我们过河走去老城区，为的就是凭吊那数百年前的老根。

        以欧洲标准而论，巴塞尔大教堂算不上宏伟；经过新教洗礼，繁华落尽，其雕饰自也不如天主教教堂精巧。但这里头却埋了一位我自幼景仰的大人物――西方人文主义之父伊拉斯谟。伊拉斯谟的翻译和论着开放了马丁路德所领导的宗教革命，也影响了意大利的文艺复兴，是历史上承先启后的大家，一辈子倡导开明进步的思潮，但又终身留在天主教会护守笃礼，其气质好比我们中国的胡适，于传统中见新学。他的墓碑，在游人不多的这天，更显平淡。

        问题是伊拉斯谟一个荷兰人，怎会藏在瑞士的巴塞尔呢？想要了解这个问题，不妨再绕点路，去镀金的巴塞尔美术馆逛逛。

        巴塞尔美术馆是全世界第一座公共美术馆，起源自近世初期当地富豪的一笔收藏。彼时，富豪去世，后人散藏，当时的巴塞尔市长担心那一大批珍贵的书籍和珍品会流落它方，遂与巴塞尔大学（瑞士最古老的大学，尼采曾在此任教；微积分创始人之一，李昂哈德·尤拉则是这里的学生）联合出资，把这批私人藏品变成公家财务。渐渐地，它吸纳了更多捐赠，逐步成为欧洲最重要的美术馆之一。尤其有名的，是它的现代艺术，巡视一圈，即可略知二十世纪西方艺术的来龙去脉。另外一件不可不提的趣事，是１９６７年的时候，他们曾经为了要不要收入毕加索两幅取价不菲的佳物，特意举行全名公投。结果巴塞尔市长宁愿勒索该年公帑在其他地方的开支，也要得到毕公这两幅名作，以大比数通过投票。毕加索听到这个消息大受感动，干脆另外送出四幅作品，好报答这座知音的城市。

        但我此行的重点不在毕加索，而在美术馆二楼一幅不起眼的小尺寸肖像作品，它的作者是十六世纪中欧其中一位最重要的画家霍拜因，肖像的主人翁正是伊拉斯谟。伊拉斯谟这幅肖像，你随便搞上网一查就能看到，他侧着头写作的模样，乃后世想到他时的第一联想。这两人的关系很深，不只是一般画师与买家那么简单（那年代的肖像画就像今天的照片，有地位有资财的人会专门请人为自己留影）。霍拜因常敬伊拉斯谟，为他许多著作插画，画皆用心，画皆精美。插画之好坏，印制之良恶，是那个印刷术刚刚流行的时代里，书籍受不受欢迎的主要因素。

        其实伊拉斯谟之所以来到巴塞尔长住，就是为了书。他发现此地有一位叫做弗洛本的书商擅自盗印他的名著，可偏偏其编订精审尤胜正版原装，不禁好奇，便专程至此查看。生性幽默的伊拉斯谟只是在刚见面时开了一个让弗洛本尴尬的小玩笑，随即就喜欢上了这个本身也是学者，做事又非常认真的印刷商了，大家正好弗洛本又常请霍拜因为他的出品装帧修图，这三人就此成了当年欧洲文化界的出版铁三角，合作编辑，合作出书，就连英国的汤玛斯·摩尔也把他的《乌托邦》交给他们首先出版。弗洛本当年创办的那家出版社，至今依然存在，理所当然是世界上最古老的出版社。

        扯了这么半天，这一切到底和腕表有什么关系呢？这么看吧，我们打开瑞士地图，会发现从日内瓦开始，沿着法国边境往北，有一道狭长的谷地，这片区域就是瑞士官方指陈的“手表山谷”，其极北处的重点恰恰就是巴塞尔。这块地方不只以钟表工业着称，而且还是欧洲历史上一个很特殊的地区，在新教革命的前后，吸纳了无数因为宗教迫害而出逃的难民。这些难民之为难民，是良心使然，他们看不惯当时天主教会的腐朽，受不了社会和思想上的桎梏，想要寻找一个可以自由呼吸的空间。恰巧这些人里面有不少是“专精技术人才”，爱好科学研究，着迷于各式各样的技术研发和推广。以那个年代的情况而言，这些人多半是有学问友思想的人不似今日文理分家，他俩兴趣广泛的很，从天文上的新知识到艺术上的进展，全都有所涉猎。“手表山谷”就是他们得以安身的天地，巴塞尔则是谷地上的思想自由港。

        不要忘记，印刷术就是当年的新兴产业，意义有如今日的互联网。巴塞尔作为出版印刷中心，大陆开放，当然吸引了欧洲的自由心灵，其中就包括伊拉斯谟这类“异见份子”，一起在此推动新知识和新观念的研发和传播。今日钟表匠人的前身，就是其实被这股新潮吸引过来的自由思想者与技术人才。对他们来说和他们的继承者，上帝创造的世界不该是任由权威解释的神话，而是一具由法则支配的精密仪器。寻找自然法则，便是寻找造物的秘密；模仿出那些法则的远作，便是歌颂法则背后的主宰。比如一座运转良好，精准完美的天之钟，岂不正是世界的模型？上帝荣光之彰显？

        时间，是宇宙一切秩序的典范和基准；钟表是此一秩序具体而微弱展现。巴塞尔是瑞士“手表谷地”的终点，巴塞尔手表是瑞士钟表产业的出口。我们从这里出发，正好可以回溯这个行业背后一段精神追求的历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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